True peace is not merely the absence of tension, it is the presence of justice. Martin Luther King, Jr. Henceforth, our country should be the universe. Flora Tristan Two dangers constantly threaten the world: order and disorder. Paul Valéry . . . for with freedom come responsibilities. Nelson Mandel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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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一个世界公民运动

引言

我们这个论坛呼吁变革从地方到全球的世界治理。我们认为现在是促进一个世界公民运动的时候了。这一运动的目标是将一个民主的世界治理制度化,并向一个可持续的和团结的世界过渡:一些人将之称为后矿物燃料和后核能世界,另一些人将之称为后投机主义或者后资本主义世界。

今天,世界治理处于危机之中的论断已屡见不鲜。紧张、冲突和战争持续不断。地方、国家、超国家和国际机构面对那些规模和复杂性超出它们能力范围的问题素手无策。在世界的不同地区,它们的作用经常局限于缓解民众生活条件可预见的恶化。
目前的战争和冲突有多种原因:经济不平等、社会冲突、宗教派别、领土争端、基本资源的控制,例如水和土地。在所有情况下,它们都暴露了世界被治理(或治理不足)的方式的深层危机:我们将其称为世界治理的危机。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哥本哈根会议(COP15)和里约+20地球高峰会失败后,我们看到目前的世界治理体系已经失灵,多边主义受阻。世界治理机构,诸如G7,G8,或者G20缺少正当性,也非民主产生的。全球化带来一个所有区域相互连接,所有社会、文化、经济、权力相互连接的世界。当代关键性的生态、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都涉及到全人类,并在全球范围显现。

为了回应全球性的挑战,我们认为一个迫在眉睫的任务是奠定适应从地方到全球的不同层级的新机构的基础。我们这样构思我们希望建立的世界新治理:把从相邻层级到全球层级的多元共同体的制度化作为建立一个正当,尽责和团结的新治理体系的必要条件。文化多样性是世界共同体财富的重要基础。

当然,局部的进展是有的。在这里和那里,我们可以看到范例的变化和经济、社会、技术、文化的创新,特别是在地方层级。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创新没能改变冲突加剧、人类和生物圈关系不可逆转的恶化的普遍趋势。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向往新的世界治理。我们应当创造一个世界民主治理,想象一个有能力促进它的社会力量。

为了对组织这样一个全球性的社会运动做出贡献,我们建议集思广益:

- 解读当代世界体系,社会和政治的核心问题,以及以建立一个民主的、可持续的、团结的世界治理为己任的社会力量。
- 制定一个可以将这些社会力量组织成一个世界社会和政治运动的战略,我们将之称为世界公民运动。
- 我们可以在论坛上展开对这一战略的讨论,并协调短期和中期的行动策略,论坛可以使我们以灵活和无拘束的方式表达和交换意见,促进言论多元化,反对教条主义立场。

现代性与民主

两个半世纪以来,世界历史进入了另一个阶段:1776年和1789年的这两场革命通过抛弃旧秩序和建立新秩序奠定了公民民主的基础,这一新秩序有赖于个人,公民之间的平等,个人和集体的自由和幸福。某种程度上,在现代的历史观中,这一解放一直对我们的历史发生着影响。民主制度——这一解放的政治杠杆——可以被看做国家和社会运动面对面辩论的一个空间。

民族国家(这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我们出于方便在一般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建立在公民身份的观念之上,这一观念将个人视为具有不可转让的权利的公民(国家在理论上是公民权利的担保人),将民族作为民族国家领土上的最高集体身份和主观性的表述。在这个现代性的第一阶段,民族国家在由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中被视为平等的实体。

今天,世界政治体系的国与国观念无法回应全球化浪潮在跨国空间带来的挑战(尽管国际联盟和后来的联合国曾试图组织这一空间)。在这个跨国空间,法治在最好的情况下徒有虚名,在最坏的情况下,变成弱肉强食的法则。然而正是这个尚未充分制度化的跨国空间的治理事实上成为世界历史的集体问题(随着全球化到来,这一问题,连同环境受到的威胁和集体管理人类财富的挑战具有极大的战略重要性)。换句话说,当代的世界空间既是目前体系运作失灵的地方,也是未来民主制度化的地方。

但是工业化、全球化和经济依存性的后果(特别是对于环境和健康),对于权力的垄断和不久前民族国家还享有的影响力产生了另一种作用:它们加强了地方活动的重要性和一个超国家治理的必要性。治理的三个层级 [1] 之间日益频繁的互动形成前所未有的局面:治理的第二层级,即民族国家层级,有时被边缘化的程度足以使它无法履行其保护个人权利(法治)和社会(国家)龙头的双重职责。这些变化不一定意味着国家和民族国家的衰弱,但是极大地改变了政治空间的性质,相应地要求建立适应深刻变化的机构和机制。

变革的动力和社会运动

在与难以履行职责的政治机构面对面的对峙中,社会运动的动力何在?

历史表明,社会演变是从社会运动固有的动力中产生的。基督教和佛教的海底涌浪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历史佐证,前者打乱了罗马帝国的秩序,后者动摇了孔雀王朝(古印度摩揭陀国的王朝)的秩序;宗教改革改变了欧洲,使她从中世纪中走了出来;19世纪和20世纪的工人革命运动和反殖、反帝运动撼动了世界的政治体系。这些变化植根于公民社会固有的动力之中,更确切地说,是植根于政治和社会组织,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提出的创新思想,若干个杰出的文化、社会或政治领袖唤起的激情,以及技术革新的普及之中。

这个为公民社会固有的动力的主要特征是这些以竞争、互补,时而对立的方式行动的组织围绕一个社会变革方案联合起来,这个方案超越了每个组织的动员
特点:这个总体的动力就是我们在这里定义的社会运动。

在理论层面,重要的是将运动(潜在的)跟参与运动的公民社会组织(工会,非政府组织,教会,基层运动,等)区分开来。这一理论区分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如果我们接受这一区分,运动应当被理解为一种强力,一种在社会中起作用的非物质力量,它的作用是催生一个民主的、可持续的、团结的世界社会,这个世界社会不等于组成它的各个部分的总和。

大部分当代的理论家和实践家都不做这一区分。对他们来说,广义而言的运动只是组成这一运动的各个组织的总和。运动没有自身的存在(哪怕是潜在的)。运动只是一种协同作战的联盟。这在战略层面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运动本身成为公民社会的一个组织,尽管它仍然叫“运动”,但失去了其内部冲突性的动力。二是这个屋瓦型的运动只能以等级制的方式运作,久而久之,官僚主义倾向常以社会运动领导者自居。

作为这一定义以及它所涉及的背景的延伸,我们承认社会运动的模式随每个历史时期而变化。例如,启蒙时代之后产生了“国家民主运动”(旨在创建法治/民族国家),这里,“民主”一词代表的是一人一票的理想,“国家”或“人民”一词传递的是存在一个集体意志的思想:国家应该引导社会朝什么方向走。国家是机构的机构(用法律保证国家机构的合法性),同时担当社会的“领路人”。而社会运动在社会走向上与国家相对立。社会运动的特征表现为对体制秩序的不满,遵循的是自由、平等和团结这三个基本原则的深化、扩展和普世化的进程。

社会运动表达的是深化个人和集体解放进程的愿望(潜在的)或者意志(现实化的政治)。它的实现不仅通过从社会体系产生的异化中解放出来,而且还通过要求以个人和集体的名义成为其历史的主体。

在这个意义上,“进步主义”就是要求更多的自由,更多的平等和更多的团结。在这一追求的过程中,面对国家机构,社会有时也会完成复杂式的跳跃。例如20世纪末发生的事情,人们称之为“第二个现代性”。第二个现代性的特征是更多的“世界性”(在全球层面加强互动)和更多的“公民性”(公共空间的辩论向愿意更多地参加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和监督的个人及团体开放,普及妇女、儿童和子孙后代的权利)。

在现代性中有两大类社会运动:国家民主运动(包括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独立运动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我们可以将不同类型的工会和政党,或者行会归入工人运动)。这两类运动是统称,在实际情况下,其内部是极其多样化的,随制度背景和时代的不同而异。

今天的民主化进程

将目前符合“第二个现代性”的政治运动定义为“世界性的民主运动”要求我们尽可能明确地定义我们理解的民主。在这一点上,需要做三点说明。

民主可以被理解为一个集体意志的表达,它明确表明不存在超社会的创制者:上帝,理性,进步,宿命如果存在,并不能影响人类的命运,是人类自己规定他们的价值,他们的生产方式,以及自我治理和财富分配的方式。现代民主将集体(人民,民族)做主的思想“制度化”。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既是价值认同,社会力量对比的表现,也是制度程序的安排。此外,我们还应当考虑到历史阶段的重要性,也就是说,这些价值,力量对比和制度安排在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时代可以是非常不同的。两个世纪以来,价值排序,特别是与道德平行的“伦理”的地位,力量对比的契约化管理,作为民主实践的第三个制度基础的参与式民主的出现(另外两个是代议制和直选)使民主的观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如果说为了不失去“现代性的线索”及其民主进步主义,有必要回顾那些奠基性的哲学著作,同样重要的是重新思考和重建今天的民主,充分考虑当前在现代世界体系中,以及在最贴近个人和集体的地方实行民主的条件。

加强世界公民运动

就像我们在引言中所说,我们认为现在是促进一场世界公民运动的时候了。这场运动具有双重性:一方面,这是一场“世界性的”民主运动(“世界性的”这个词的意思不是“国家间的”或“跨国家的”,而是说这场运动的实质旨在使民主在全球层面制度化),另一方面,这是一场为了建立一个更加团结,更可持续的世界社会的运动。

历史上的最后一场伟大的社会运动——工人运动——同时具有社会改造(包含在世界层面改造社会的思想)和世界性运动的潜在力量,因为它捍卫全球性政治组织(国际工人联合会)的思想。但事实上,它是一个民族性质的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后来的列宁和托洛斯基的社会展望落空了:他们指望在国际工人联合会中将各国社会党和共产党组织起来,在它们掌握本国政权后,在世界范围确立事实上的人民民主。一国接一国地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战略得到社会民主派和斯大林以及毛泽东的支持,但在全球层面也以失败告终,尽管在某些国家,这一战略在扩大权利、民主化,或者与体制异化作斗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毫无疑问,这一战略帮助建立了专制和极权政治体系,严重地阻碍了社会和政治民主化的进步进程。

加强世界公民运动的条件

由于历史上没有先例可循,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为加强这样一个运动做出贡献?首先是如何促进这样一个运动能够有意识地产生的条件?还有如何参与它的构建?

如果说在现阶段,这样一个政治和社会运动的概念还有待明确,我们可以提出几个建议,目的是以一定的乐观程度加强这一运动,因为使我们的世界发生革命性变化的通讯手段可以使分布在全球的数亿人很快动员起来。

当然,五个世纪以前,路德已经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动员大批民众,这在那个时代是很了不起的,但那是发生在地理和文化相对有限的空间。今天的动员是以全球为限,语言本身已经不是一个限制因素(尽管一个尊重多样化原则的世界治理应当建立在文化间和语言间的对话之上)。在技术手段以外,我们在组织和动员方面不断增长的知识使我们了解动员行动的来龙去脉。

从1992年的里约高峰会到2012年的里约高峰会,一个世界集体意识的出现提供了围绕一个共同计划动员起来的机会:建立一个世界治理体系,使人类集体管理地球的问题。创立这样一个治理体系极其重要,如果我们希望它是民主的,只有一个世界公民运动能够使它产生。这样一个世界治理体系的逻辑结果及其制度化——无论这一制度化采取什么形式——必然部分建立在传统国家的机制和从第一个现代性那里继承来的国家概念之上,但是这些概念和机制肯定会在第二个现代性的世界政治体系中得到修正(现代性世界或世界现代性)。如果国家机构参与这个政治制度化的世界事业,只有与世界社会运动的辩证结合才能产生必要的能量,使国家机构从地方到全球向一个基于主权联合的体制演变,这就是我们称之为真正的世界民主治理体系。

当下,全球性问题日积月累而找不到任何解决办法,我们不能再满足于等待G7,G8,G20,联合国,或者关于地球未来的大型多边会议提出神奇的解决方案。今天,动员起来,行动起来,扩大和连接地方或行业之间的动员行动是我们的历史责任,它们是第二个现代性的进步运动——我们称之为世界公民运动——的一部分。我们应当强化这些动员行动,而不只是批评和反对现存的机构,我们尤其应担当我们的责任和我们的人性,参与创造人类的集体命运。

[1治理的三个层级是地方、国家、全球,我们还可以加上区域:一个国家内部和超国家的,大陆和次大陆之间
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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