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nceforth, our country should be the universe. Flora Tristan The world is for the public good, such is the Great Way. Confucius Whenever you are in doubt, recall the face of the poorest and the weakest man. Gandhi Do what is right. Rosa Parks *

Dossiers and Documents : Discussion Papers : Non-state Actors and World Governance

Non-state Actors and World Governance

有能力构思适应形势的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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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state Actors and World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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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rre Calame ¤ 2 June 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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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世界治理所必须的某些行动手段,如合法使用武力和税收,仍将为公共权力垄断。其他方面,必须比较公共和私人调节体系和制度安排的效率及合理性。它们可以按照一定数量的标准来衡量:达到既定目标的组织能力,为此,超越国家和国际机构分区化的能力;在上游准备有利于创造和接受调节的社会条件;将不同形式的方法结合起来的能力,如一方面是法律和行政的约束,另一方面是市场的力量;在调节的过程中,将应当改变行为方式的人和对这些行为有影响力的人结合起来的能力;政策评估工具的使用;鉴别调节的性质的方法。下面,我来对以上几点做一个简要的说明。

全球治理方法

国家和国际公共体系的运作通常都建立在职能分割的基础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社会追求的目标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机构的增加,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目标。但是世界面临的真正挑战并不迁就这种分割。这在国家层面带来一向非常棘手的部委协调问题,在国际层面,提出标准不一和各机构之间的合作问题。在一个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主要矛盾首先表现在国际贸易领域。一方面,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将反歧视作为原则,并将贸易自由化和保护知识产权作为唯一的目标,这使在那些被迫参与竞争的国家随时可能发生社会与环境倾销。世贸组织还推动其他性质的财富和服务融入到商品领域,例如,知识的交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贸组织的逻辑立场不同,前者主张知识交流的非商业化,后者主张知识产权经济。同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关注的环境保护和国际劳工组织维护的劳工权利与把人权和环境考量视为非关税壁垒的商业法则相抵触。于是,非政府组织经常在某个政府的支持下提出产业全球化管理的建议。这方面,香蕉产业和森林产业的情况尤为突出。

同一级别的机构之间的协调只能来自上面一个有能力召集下级机构的组织,或者来自下面一个对任何机构都无权威可言的第三者。在国际体系中,上级权威是不存在的,所以经常是非国家行动者充当“第三者”的角色。

对催生一个世界共同体的贡献

举中国和欧洲的例子来说,她们既是重要的贸易伙伴,也是未来重要的世界大国。她们是许多不同领域的谈判对手:多边领域,双边关系,企业论坛,等等。但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两个社会的相互理解对于长远的关系非常重要。她们学习相互了解和消除误解的进程是有决定意义的。这一进程在许多方面超出公共机构的认知范围。所以,我们基金会组织了中欧论坛(www.china-europaforum.net), 不同的社会行业在平等的基础上学习对话,共同应对它们面临的挑战。

我们还可以举民众大学的例子:非洲农民大学(UPAFA),或者由国际居民联盟成立的城市居民大学(UPU,www.en-habitants.org)。 这些学校的目的是为偏远地区的社会和经济领域的行动者提供各种资讯和联系办法,使他们弄清自己在当今世界所处的位置,积极有效地参与谈判,将竞争关系转变为合作关系。

另一个有意思的例子是渔民。客观上,北半球和南半球的渔民处于竞争关系。通常,国家之间的谈判或者以损害其中某个团体的利益告终(例如非洲国家不惜损害他们自己渔民的利益向欧洲人出卖捕鱼权,以换取支付公务员工资的外汇),或者为保护他们自己渔民的利益而剑拔弩张。世界渔民论坛(www.wfphfisheries.org),创造了一个新的空间,在那里,世界上不同国家的渔民可以互相了解,寻找维护他们共同利益和可持续渔业的管理方法,彼此之间不再是竞争关系。

不同调节方式的组合

我已经几次提到标准来源的多元性。在此,是否有必要提醒大家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1] 的标准是企业之间制定的“私人”标准,尽管它已经成为包括公共市场项目要求在内的参照。传统的调节将法律规范(被允许的和被许可的),税收制度和资金提供(按规定价格征税、付款),公共部门(由集体承担和不该由集体承担的)结合起来。今天的调节更加微妙:胡箩卜加大棒,重视市场机制,将自愿承诺和约束相结合。

非政府组织在这一调节过程中可发挥重要的建议作用,而不限于辩护和抗议。就象人们经常看到的那样,消费者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最近,萨克齐总统建议对进口商品按“碳含量”征税。开始,这肯定遭到抵制,但是,象乌珀塔尔研究所(Wuppertal Institute)这样的民间思想库肯定会根据与气候变化做斗争的需要建立国际贸易新的管理方式。同样,负责环境事务的英国国务秘书借鉴非政府组织提出的想法,开始构想发行一种“碳货币”,也就是碳限额的计划,个人也可以通过自由谈判在市场上交换这一限额。

让有关方面坐下来协商的能力

国家并没有等待非国家行动者的干预才学习与有关方面进行协商。然而在国际舞台上并不存在相应的召集者。这方面的行动计划几乎都是由象加拿大这样的“先进”国家与非政府组织联合发起的,例如森林可持续开发标签的协商情况就是如此。

一种有效率的评估体系

非洲国家签署的国际协定数量最多,当然了,如果没有执行和遵守国际协定的条件,那么签署它也不费什么事。对所有涉及经济和社会权利或者环境保护的协定,国家很少具有监督和控制的手段。抛开明显的腐败情况不谈,国家的立场在保护环境与维持和发展经济活动之间摇摆,可谓模棱两可。最后,在国际舞台,神圣的主权原则使国家很难质疑其他国家的官方评估结果。只有公民网络,如国际大赦,无疆界记者,监狱国际观察,绿色和平,有能力依靠许多当地的自愿者组织分散和独立的评估。

[11947年成立,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国际标准化组织定义为非政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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