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world is for the public good, such is the Great Way. Confucius Two dangers constantly threaten the world: order and disorder. Paul Valéry Do what is right. Rosa Parks True peace is not merely the absence of tension, it is the presence of justice. Martin Luther King, J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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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需要什么样的中国 ?

中国人在思考“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世界”。中国和世界是互相依存的,却不是由对方的需要来决定自己的存在形式的。但从对自己的认识做起,从改变自己做起,比要求外部来适应自己的需要往往更直接、更有效、也更容易些。实际上,改变自己也同时在改变世界。所以,我们在讨论“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世界”时,首先讨论“世界需要什么样的中国”。

认清世界需要什么样的中国,重要的不在于认清世界想要中国做什么,而在于认清中国只能做什么;不在于认清中国人想要怎么做,而在于认清中国人只能怎么做。更重要的是,必须认清未来世界的格局不是坐在金字塔顶端的人拍板决定的,而是越来越取决于不同国家的人民形成怎样的合力。问题是时间并不从容。

一. 我们面对的世界

我们面对的世界是经历了数千年来人类文明洗礼与破坏的世界,但它最主要的烙印是二十世纪打上的。

二十世纪自然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将人类社会推入核能时代、太空时代、数码时代、复制时代;减少了人类对自然资源(包括对领土资源)的依赖,因而降低了数千年来为此发生的大规模战争的可能;大大加快了技术(产业)更新的速度,提供了一些国家后发先至或后来居上的机会;由于科学无国界的速率领先于资本无国界,整体性地(经济、文化、政治)加速了全球化或地区化(欧盟、东盟)的进展;提供了个性化选择的条件,也扩大了改变国家治理模式的选择范围。

在二十世纪,人类不仅能有效解决本世纪出现的当代“肿瘤”——法西斯主义和前苏联模式的极权共产主义,而且能有效解决以往若干世纪遗留下来的陈旧“肿瘤”——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如果说陈旧肿瘤的共同特征是对人性的无视和奴役的话,那么现代肿瘤有过之无不及的还包括了对思想的控制和扼杀。日本、德国的战后复兴及欧洲联合,世界经济的市场化、全球化及跨国公司的扩张,以信息技术、核能、宇航、生物工程为前导的科学技术,这一切正在深刻地影响并改变世界。

无论如何,互联网是二十世纪上帝赐予人类的最重要的礼物,正在改变人类生活、工作、娱乐和交往方式,也必将对人类经济形态、政治结构和生存方式的改变发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但是,有三片“乌云”正在凝聚并笼罩这个世界的上空……

1. 人和自然的紧张

今天,人与自然的矛盾与紧张正逐渐走向一个不可调和的极端。

动物种类逐渐减少,臭氧层破坏,全球变暖,大气污染,土地沙漠化,海平面上升,由于污染辐射而间接产生的双头动物……自然界似乎在以种种“症状”试图唤起人类的注意。臭氧层浓度每减少1%,太阳紫外线辐射增加2%,皮肤癌就会增加7%,白内障增加0.6%。现在全世界每年死于皮肤癌症的有几十万,患白内障的病人更多。温室效应将使荒漠扩大,土地侵蚀加重,森林退向极地,旱涝灾害严重,雨量将增加7—11%,温带冬天更湿,夏天更旱;热带也将变得更湿,干热的副热带变得更干旱。由于气温升高,两极冰块将溶化,使海平面上升1米多。现在全世界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沿海,海平面升高会淹没许多城市和港口。

“大自然可以满足人类的需求,但不能满足人类的贪婪。”(甘地)人类看到了危机,但至今为止的主要努力仍在于用技术手段延缓大自然的报复,而不是改变自己的贪婪。于是,我们不能不面对一份份越来越长的濒危、灭绝动(生)物名单,一个个越来越灰暗的天空,一条条越来越干涸的河流……

2. 人和人的紧张

今天,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社会进步的历程却停滞了。人类毁灭自己的能力越来越强,而驾驭这种能力的理性却没有同步增长。

中东、巴尔干,在历史的纷争和现实的冲突中找不出通向和平和安全的路线图;朝核、伊核,挑战一方不断升级勇敢者的死亡游戏,制裁一方既没有控制局面的实际能力又不具有道德制高点;南北差距,赤贫现象,全球六分之一人口在饥饿中,却不是因为粮食产量不足!

当今世界人与人的紧张并不完全是美国制造的。但是,前苏联解体之后,确立了巨无霸地位的美国,以地球村村长、世界警察、国际裁判自居,却表里不一、内外不一,搞双重标准。它在国内遵循宪法、主张民主,但在国际上则搞强权政治、一意孤行,以单边主义的行为方式谋求其国家利益。尤其是美国以国内政治因素为主导的中东政策,和9.11以后美国对恐怖主义和恐怖分子定义的模糊及宽泛,将所有因主流社会漠视而绝望地走向极端的被压迫者都推到了对立面。这几乎是同时打开了两个“潘多拉盒子”:一个叫“全球反恐”,一个叫“改造中东”。这成为当今世界紧张状态的焦点。

3. 人和自己的紧张

今天,无论男人还是女人、老人还是年轻人、穷人还是富人,人们普遍地不安宁,不踏实,内心充满紧张。这是自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公元前200年)以来所没有的。

在“轴心时代”,一些古代文化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雅斯贝尔斯),而其超越与突破的不同类型成了后来西方、中国、印度、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人类在精神上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生存。当外在的一切发生危机甚至被摧毁,我们可以回到内心的原点,在终极关怀层面的反思和创造获得重建的力量。“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人类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些问题。

但是,今天,工具理性的异化使终极关怀正在退出公共领域,消费社会中的人类弥漫着对思想的冷漠。于是,“对自由的崇高追求和个人贪欲的无穷满足就失去界线”,道德、法制和契约精神就没有了基础。“终极关怀不断向私人领域退却最后消亡,意味着思想文化被消灭或人类的心灵回到轴心时代之前。”(金观涛)

这三片“乌云”其实是一个同心圆:人与自然的紧张是人与人紧张的扩展,而内心的紧张是原点。。

二. 世界正在感受发展中的中国

中国的体制变化和经济起飞,使大约三亿人富裕起来,这在地球上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突然冒出一个巨大的而且越来越大的市场,这个市场尽管初具规模但极具潜力;世界500强中没来中国投资的企业不多了,在消费拉动经济的年代,中国为世界经济的增长注射了长效兴奋剂。在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中,中国采购团几乎成为“救火队”,更是中国外交的“形象大使”!而不断增长的出口额和外贸顺差,是“世界工厂”内涵的必然外延,中国每年可为全球每个人生产4件衬衫、3双鞋。中国生产着全球83%的集装箱,80%的打火机,75%的钟表,70%的家用陶瓷,50%的电风扇,50%的照相机,42%的显示器,30%的家用空调,29%的彩电……

历来由强国、富国制定的国际游戏规则,由于中国变成“世界工厂”(印度、东盟紧随其后)而成为束缚制定者的绳索。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曾是世界工厂,机器、装配线及大吨位轮船导致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大大低于原料输出国和不发达国家的小规模手工成本,所以强国、富国主张“门户开放”、“市场开放”,反对封闭锁国,反对关税壁垒,口号的背后是炮舰;二百年过去了,强国、富国的劳动力成本昂贵到占单位商品成本的50%-80%,而中国在以世界工厂的角色完成工业化积累的过程中,短短十年时间居然成为世界上第一外汇储备大国,过去的游戏规则成了中国的护身符,强国、富国不干了,却碍于自己制定的规则,于是,端出了新的战术法宝,“反倾销”的大棒满天飞舞,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不绝于耳。

在“世界市场”和“世界工厂”的背面,世界同时感受到了作为“商品倾销者”和“资源吞噬者”的中国。这既有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必要之恶”,也有中国某些落后的因素所致。于是,“感受”就转化为争论,在利益与偏见的操纵下就可能演化为对抗与冲突。

中国的经济崛起必然为中国在世界舞台赢得宝贵的话语权,而中国的影响扩大又使“中国之路”引人注目。新自由主义和主张私有化、自由化的“华盛顿共识”在东欧、拉美、亚洲的实践遇到重大挑战后,“北京共识”成为另一种话语权的象征。

三. 21世纪上半叶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

1. 世界视野中的中国发展优势

从全球角度看,中国的和平崛起,在半个世界的时间内,至少有六个比较突出的有利条件:

(1) 中国与周边国家陆地边界基本都已锁定,不易再启兵衅;中印边界谈判若以“各让一步”的思路推进,东海、南海争端各方若能最终认同“搁置争议、联合开发、共同获益”的原则,问题也相对容易和平解决。周边无战事,对一个国家的经济腾飞至关重要。

(2) 美国在苏联解体后,一直将中国作为具有潜在威胁的对手来防范、遏制和打压。“9.11”以后,美国同时打开“全球反恐”和“改造中东”这两个潘多拉盒子,精力、体力、实力消耗巨大,手脚全被占住,不仅难阻止中国崛起,而且在诸多世界性事务上需要中国配合。中国由此赢得了至少二、三十年的发展时间。

(3) 中国紧靠俄罗斯西伯利亚、远东这片地球上最后未被大规模开发的资源富集区。这个聚宝盆,欧洲、美国、印度因开发成本高昂、地理位置遥远,用不上或用不起,惟有中国可与俄罗斯优势互补,联合开发,各得其所。这是中国在近代几次错过大的历史发展契机,今天又面临世界性资源紧缺时,上帝留给中国的礼物。

(4) 华侨遍布全球。拥有近三万亿美元资产的一亿海外华人的故土情结和文化向心力,大大加速了中国与世界在资金、技术、信息、文化、知识及商业机会方面的对流,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跃上新的平台,而且从长远来讲,以和谐、和睦、和平为主旋律的“龙飞凤舞”,将得到全球各个角落“低声部”的共鸣。

(5) 中国城乡土地国有及集体所有属性,使得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期和跨区域大规模基础设施(交通、通讯、水利工程等)的建设,比起印度和巴西,成本相对较低,速度相对较快。

(6) 幅原辽阔的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本身就象一个小国际社会:既有发达地区、发展中地区,也有不发达地区,不仅本身形成“梯级市场”,国内需求巨大且全面,而且应对风险的回旋余地较大,抗震能力较强。

2. 未来五十年中国在世界的位置?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可能在本世纪中以前成为全球经济总量第一。但是,清醒地说,中国从地域和人口上讲是个大国,论综合实力算个中等国家,人均收入属于弱国。在可预见到的未来,正常情况下,中国有望成为亚洲东部的一个强国。

中国在踏上工业化快车的同时就启动了城市化的进程;如果富余和闲置的农村劳动力不向工业和城镇大规模转移,那么土地的集约经营和农业的规模经营就无从谈起,农民的富裕和新农村建设也将昙花一现。未来二、三十年内,中国的城市人口有可能翻一番,城市化对经济的拉动是持续的,很难准确估量其中的利弊得失,但明显感觉无力去阻止它的进程。也许在一个经济区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勃海湾甚至大武汉中心区)内,在完善基础设施的前提下,比较均衡地配置资源,使工业、城市呈扩散型发展,是相对利多弊少的选择。然而,按世界环境标准,中国的大多数城乡都属于人口超载或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但国家却无力去搬迁那么多人口,这是一份历史遗留的负资产,使其持平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全球化进程正在使世界治理格局发生一些变化,国际性大城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区域合作组织、公民社会在产生越来越大的作用,单纯的国家思考模式和单纯的政府手段一样,表现出局限性。但新因素的出现并没有根本改变基本国情对国家发展的制约性。

因此,思考未来五十年中国在世界的位置,广结善缘、睦邻周边的思路是重要的,可以把总的原则概括为“睦美联俄,稳定中亚;中日合作,经营东亚”。从传统地缘政治的角度说,把中国的目标严格限定为成为亚洲东部的一个强国,至关重要。

四. 世界需要什么样的中国?

1. 稳定四分之一人口是全球治理的大局

了解和把握今天的中国老百姓在想什么、要什么至关重要。人民诉求的排序为:温饱,富裕,自由,秩序,民主;对执政者要求的排序为:廉洁,公正,效能,透明,民主。“民主”在人民自我诉求与社会诉求排序第五位上的重合,并不意味着放弃,也不意味着在顺序上不会提前,仅仅是在充满经济机会的今天不显得那么急迫罢了。然而,人心思定求富是大势,以乱求变只是特定情况下特殊群体的特别诉求,这是目前的基本格局。

但是,我们的脚下踩着两颗地雷,一颗叫货币政策,一旦影响到全体国民切身利益的货币政策出了问题,譬如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老百姓的多年辛苦积蓄成了废纸一堆,浇了汽油的干柴就会铺满地了;另一颗叫新无产阶级,由一亿农民工和城市下岗工人构成,当他们遇到了明显不公的待遇或处于无法生存的环境,这种人数相当集中,且在城市发生又能得到社会普遍同情的抗争就极易星火燎原,而出现官场大面积制度性腐败是社会发生震荡的导火索。

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是稳定还是动乱,中国是世界的稳定力量还是世界的冲突与麻烦的输出处,甚至是世界的火药桶,这不仅关系中国的大局,而且事关亚洲和世界的大局。

2. 对普世价值的认同与贡献

什么是普世价值?简而言之三句话:每个人都有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权利;政府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它的惟一定位是公仆而非主人;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限制和监督。这三句话讲给任何人听,不分民族、种族、宗教,不分国家及其传统文化,哪怕是没有上过学的人,他都能听懂,都能接受,都能赞同;这些准则一旦被理解了,人们就会起而追求并捍卫。

普世价值是人类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集中体现,是一种泛文化的精神力量,也是世界新治理的思想基础之一。中国的精神价值观体系建设需要对普世价值的认同。

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需要一个认同普世价值的中国。人类进步的历史将推动普世价值的不断丰富和新的建构,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可以提供的普世价值是自由和个人权利”,“而中国可以提供的普世价值就是和谐和仁义”。(赵汀阳)普世价值在二十一世纪的体现需要有来自中国的文化元素和实践。

3. 对多元化世界格局的维护和世界新治理的贡献

中国承诺“不称霸”。对内,中国没有霸权主义的文化支撑;对外,中国离“称霸”的实力还很远,连“分霸”的资格还差点(冷战初期苏联的经济总量是美国的三分之一;目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美国的七分之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美国的三十几分之一,到本世纪中叶,中国的人均产值也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世界多极化平衡一致,中国应该继续致力于维护多元化的世界格局。

世界新的治理模式正在积极探索中。联合国要改革,国际组织要改革,新的区域合作和融合要建立,跨政府、跨国界、跨区域行动在兴起……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不断扩大的中国,应该成为世界新治理的勇敢的探索者,而不只是既得利益的维护者;应该成为对人类前途负责的改革者,而不只是现有秩序的平衡者。

4. 可分享的中国经济成就和可复制的“中国式道路”

如果中国在今后二、三十年中实现自己的目标,它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大个子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成功个案呢,还是中国的成就可以为更多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分享?如果答案是前者,中国的成功在对全球平均水平带来益处(如全球脱贫)的同时,势必加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压力。因此,“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中国古训,如何在国际层面确立将被关注。如果答案是后者,“中国模式”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尤其是非洲国家,或许有可资借鉴的作用。

5. 能源—环境的底线原则与伦理责任

人类在四百年内耗用了地球二十五亿年积累的化石能源。资本主义几百年历史,以消耗全球资源为代价,富裕了八亿人口(美国三亿,欧洲三亿,日本一亿,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香港及中东产油国一亿),维系着高水准的生活;今天,地球上冒出一个中国(十三亿人口),一个印度(十一亿人口),力图踏上这部“富裕”列车,这二十四亿人口三倍于前者,仅仅是全面小康的平均生活水准,就将消耗这个星球上多少不可再生资源。尽管不能低估新资源的发现和新技术对资源节约或替代这两个因素,但无论如何,已有的资源分割分享的格局正在以全球性大幅涨价的形式被打破。全世界(不论富国、穷国)都在寻找对策和思索后果。

一方面坚持“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是不可改变的”,一方面惊呼“如果每个中国家庭都有一辆汽车将是世界性的灾难”,这在道德上是不能被接受的。西方人走了先污染再治理的路,现在,他们要求在资金和技术方面都相对落后的中国走出不污染、低耗能的发展之路,这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但是,谁都知道,地球不可能再给我们一次大规模的先污染后治理的机会。中国和世界都付不起这样的代价。

6. 需要有为创造新文明而生的一代新青年

世界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归根结底是世界需要一代什么样的中国新青年。

当信息以光速点对点传导时,位于地球上任何不同坐标的人们,就如同相聚在同一个屋顶下,而当通讯费用便宜到可以忽略不计时,人们认为必要的及时沟通就会成为习惯。这样,一方面,整个社会的生存成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运行成本和管理成本会大大降低,政府的简单化操作成为可能,权力不再神圣和神秘;另一方面,一个人的判断有可能被多方位、多个人及时交叉印证,因而被权力摆布和愚弄的可能性大幅减少,在个性化张扬的同时,寻求一致的协商将成为自然而然的需求。总之,由于信息传导的技术变革,信息的公开性、采集信息的简便性、信息流通的即时性以及信息流通的低成本使得构筑“信息铁幕”已几乎不可能。

信息技术催生并孕育了人类社会的非物质产品生产活动及“新新人类”。在此之前人类社会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多是建立在物质产品生产活动基础之上的,大规模的“非物质产品生产活动”出现之后,原有的那些社会法则有些被淘汰了,有些被修改了,新的社会法则在不断涌现。中国拥有全世界数量最大的青年网民,而且是对外部世界的兴趣最大的网民群体(日本只有4%的人上外国网站,中国则有40%)。在一个“点对点”的世界里,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时代中国的人口包袱将可能转化为创造力。

从这样的背景出发,这一代中国青年对未来的选择所产生的世界影响,将超过以往任何一代中国人。

三十年前,汤因比曾经从文明兴衰的角度,寄希望于中国人在西方衰败后,以其独特的文明传统为人类的未来开辟一条新路。世界文明史上往往有几代乃至十几代人是为保持文明而生的,而有几代人是为创造新文明而生的。世界需要有为创造新文明而生的一代中国新青年。

200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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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ustration:

Zhou Jun, The Red ans the Black - 66, Sanyuanqiao, Beijing, 2007 (Courtesy Galerie Paris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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