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enever you are in doubt, recall the face of the poorest and the weakest man. Gandhi True peace is not merely the absence of tension, it is the presence of justice. Martin Luther King, Jr. Henceforth, our country should be the universe. Flora Tristan The world is for the public good, such is the Great Way. Confuciu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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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里约+20峰会进发:一项公民计划的建议书

这个文件首先思考里约+20峰会的历史背景。每个个人,每个国家的人民都可以从自身的历史出发突出某些事件。我们在本文的开始提及法国大革命和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并不是要将这一历史视角无限伸延到召开里约+20峰会的当代。人们可能会问:那为什么要追溯到200年前呢?那是因为这一视角对于把握2012年5月举行的里约+20峰会的历史背景是必要的,这个峰会不是一个昙花一现的事件,而是我们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我们将攻占巴士底狱当做一个里程碑,人们尽可以找到其他历史坐标来判断目前的形势。文件的第二部分介绍参加里约+20峰会的行动者,所面临的挑战,讨论的议题和伦理支柱。所有这一切构成了这次峰会的背景。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列举需要完成的具体任务,提出一个灵活和渐进的行动框架,其目的是启动一个参与式的集体行动机制。这个文件是一个供大家讨论的“工作文件”,可以通过集思广益而使之完善和丰富。

里约+20峰会怎么开?
这次峰会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如何准备?

2010年10月—11月

一件事情在完成之前总好像是不可能的。
——纳尔逊•曼德拉

一. 里约+20峰会的历史背景

我们社会的历史经常是权力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将阶级斗争看做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我们看到的则是少数人之间不断的、周而复始的斗争,他们或者试图维持,甚至进一步强化对他们有利的现状,或者试图改变这一现状。这不正是我们在《共产党宣言》中读到过的吗?“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

在争夺世界霸权的冷战结束了二十年后的今天,在这一冲突的结束唤起无数希望之后,我们看到冷战的思维仍然支配着今天的领导人,权力仍然把持在这些人的手中。当然,另一些因素,包括某些干扰性的因素,对我们的命运也不无影响,但是面对这些难以确定的弥漫性因素,传统的权力仍然攥着决定我们的现在和未来的钥匙。

当然,新崛起的国家要求扮演重要的角色可能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巴西、印度、南非的崛起,中国和俄罗斯的复兴是为重新构建世界治理注入一种新的生气呢,还是为一个行将瓦解的老建筑修补越来越深的裂缝呢?

新崛起的国家经过长期的等待,一旦进入世界强国霸占的舞台,不免表现得盛气凌人。最近一个时期,中国和巴西,至少是他们的政府高级代表,都未能避开这一暗礁险滩。曾几何时,先于它们进入世界强国行列的国家也都折戟沉沙。马基雅维利曾经提醒我们,“人们总是将自己犯的错误归罪于他们的对手,好像人不是压迫者,就是被压迫者,二者必居其一。”

世界上有两种对立的权力观念,理想主义者将权力看做促进文明发展的手段,尽管是一个有缺陷的手段;现实主义者不无遗憾地将权力视为政治的终极目的。简单回顾一下人类历史就知道,考底利耶 、霍布斯、马基雅维利的现实主义固然可以使我们在期待和现实之间保持某种理性平衡,但一定程度的理想主义对于事物的变化、发展和进步也是不可或缺的。

20世纪是一个许多幻想相继破灭的世纪。幻灭先是在人们的头脑中刮起一股现实主义之风,直到1989年的事件才使风向发生变化。1991年后,特别是1992年里约地球高峰会后,一切都好像是可能的。正因如此,全面战争的幽灵突然退去后,我们第一次开始严肃思考地球的健康问题。此前,人类的健康吸引了我们全部的注意力。

人须为地球的所有灾难负责,这一思想在逻辑上伴随着对我们自身的轻视。当冷战的核威胁消除后,我们却发现了地球的灾难。某种激进的生态主义甚至发展为只关注地球而忘记了人,尽管里约宣言声明:“人类位于可持续发展的中心地位。” 很快,联合国千禧年发展目标就在这方面采取了一个平衡的说法,但其乐观主义导致期待过高而投入不足,逻辑结果必然是未能达成既定目标。

让我们再回到1992年。如果说1992年的里约高峰会讨论的议题并不新鲜,因为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已经举行过第一届地球高峰会(第二届峰会于1982年在内罗毕举行),但那是环境保护领域最庄严、最雄心勃勃的一次集会,在《21世纪日程》中提出了2500条建议。尽管那次里约峰会是由联合国主办的,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联合国成员国直接和间接组织的国际会议,然而它成功地为公民社会开辟了一个空间。但是,十年后的约翰内斯堡峰会由于受到中东问题的干扰,已经是强弩之末,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使哥本哈根峰会陷入瘫痪状态的权力斗争。

里约峰会后一连串失败的部分原因恐怕是人们对每次峰会的期待越来越高,理想主义对1992年的峰会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现在,失望的理想主义又变得玩世不恭,它使每一次环保的集会令人窒息。今后,我们讨论环保问题须有一定程度的现实主义,积累逐渐取得的成果,等待新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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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里约+20峰会的意义

直到不久前,身份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的集体意识。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这两个问题长期折磨着我们的精神。经过几个世纪的冲突和几个残酷的殖民化时代,上述问题的答案——如果答案存在的话——对于帮助我们认识我们是谁不无意义,尤其是无论从政治的角度,还是从经济和文化的角度看,边境的概念越来越没有意义。但目前,有些国家,特别是法国和德国,在全国范围内讨论国民身份的问题显得非常不合时宜。

为什么不合时宜,因为一种世界共同体的意识正在兴起,这种新生的意识关注的不是我们是谁,也不是我们从哪里来,而是我们想做什么样的人,我们想成为谁?这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已经确定了这个集体意识的存在和性质。

然而,这个集体意识的形成必然伴随着一个世界共同体的诞生,尽管这个发生在我们眼前的历史明显与仍然支配着21世纪的政治和经济力量背道而驰。为我们的社会稳定和安全提供保障的民族国家,成为抵制一切变革的力量,因为这些变革可能取消民族国家,或者削弱它的影响和权力。至于资本主义市场,这个没有面孔的势力,它除了赢利,不断赢利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存在的理由。市场的营运者,以及它的献媚者是新生世界共同体的天然死敌,因为世界共同体要纠正的正是与集体意识想背离的不公正和不平等。

面对这个在某种意义上通过联合国表现出来的消极力量——联合国是这种力量的积极方面——历史前进的步伐随时都有可能受阻。

1992年的时候,一切都好像是可能的。但是外部力量,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反动力量,为恢复旧秩序而积极活动。从坚信在新的战场上可以继续获胜的美国新保守派到希望取代苏联成为超级大国美国的最后一道防线的中国领导人,旧的游戏规则的信奉者为了在旧秩序的基础上建立新秩序而奔波忙碌。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成功的。

但是历史有一种难以抗拒的力量。19世纪的外交官曾试图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恢复旧秩序,但是,当时难以觉察其影响的新的力量摧毁了恢复旧秩序的
脚手架,因为这个新的旧秩序无力遏制席卷欧洲和世界的暴力。今天,那些想故技重演的外交官应当吸取当年的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1992年以来,人们的心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国政府对这一现象很少能做出准确的估价。这些涉及我们的思维方式的深刻变化期待在制度层面和具体实践中得到体现。然而,困难的正是从思想到行动的过渡。

1992年的里约高峰会过去二十年了,中间经过1990到2000恐怖主义威胁盛行的十年,各国政府对此不无夸张和渲染,实际上除了扰乱了某些国家无忧无虑的生活之外,威胁并没有那么严重。所以,现在是行动的时刻了。

1992年的里约高峰会正确地提出了问题,但这只是一个长久进程的初始阶段,尽管是重要的阶段。从这一角度看,里约+20峰会将开启另一个阶段,我们不能像对哥本哈根峰会那样,把它看做一个对全人类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刻,孤注一掷地把地球的未来押在为期几天的会议上。

里约+20峰会并非决定性的,但这次峰会仍不失为一个重要的时机,哪怕仅仅是作为民众教育的尝试。我们在总体的战略规划方面须有雄心壮志,但是对辩论成果的期待不能太高。我们不能奢望世界的所有公民一下子达成一致意见,相反,但凡大工程的实施皆须考虑不同意见。

尽管如此,里约+20峰会还是应该取得进展。因此,重要的是这次峰会不要再次为外部事件、大国竞争、某一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内部问题和各种感情宣泄所把持。

理想的是这次峰会能对更新世界治理和加强对未来世界共同体的归属感所需要的政治和伦理基础达成一种多元文化的共识。这一共识对2012年里约峰会需要处理的各种议题也是不可或缺的。有关各方必须反映参会者的多元性,使与会者能够真正参与,大多数人不能像从前那样坐在观众席上旁听。

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提前为里约+20峰会做好准备。首先必须很好地理解问题的性质,弄明白本届峰会如何进行,预想之后发生的事情。必须保证官方代表团和广泛的公民社会代表之间的平衡得到尊重,公民社会的代表已经相约于2012年5月在里约集会:重要的是鼓励那些没有头衔的网络的参与,它们希望不必等待国家的决定而先行开辟一个世界公民的空间。总之,要保证它们的发言权,而不必另外组织一个唱对台戏的峰会。公民社会不应该只限于在一个唱对台戏的峰会上发出抗议的声音。抗议是重要的,但是面对执政者的无能为力,公民和人民有义务采取主动,开辟新的前景。

在里约+20峰会的准备和实施阶段,必须牢牢记住以下几点:参会的三种行动者,付诸讨论的三种模式,需要迎接的三种挑战,以及为准备工作铺路的三种基本价值观。

• 三种行动者:

1. 参加联合国召集的官方会议的政府代表(称为“地球高峰会”)。
2. 为联合国体系认可的非政府组织(Stakeholder Forum)。
3. 公民社会组织:社会运动,社团网络,独立科学家,工会,青年组织,非政府组织,等等(称为“人民峰会”,这不是一个平行的峰会,但它是里约+20峰会的重要参与者 )。

• 三种模式 / 三个问题:

1. 经济模式:什么样的“绿色经济”能够根除,至少削减贫困?
2. 政治模式 :世界新治理需要什么样的组织架构?
3. 伦理模式:人类向何处去?

• 三种挑战:

1. 控制气候变化。
2. 设计一种世界治理的新架构。
3. 改变文明的模式。

• 三种价值观:

1. 持久性。
2. 团结互助。
3.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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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准备阶段的实施

目标

• 加强世界行动者共同体的意识和情感,这个共同体通过不断分享信息已经朝里约+20峰会的方向进发(并终将向一个可持续的世界过渡)。

•邀请所有愿意参与里约+20峰会进程的行动者提出他们的行动创意,分享他们的建议,以自主的方式与共同体的其他行动者联合起来。

•简化各种创意的复杂性,围绕高峰会、时事新闻、行动主题、地理文化区域(地缘参照系)、变革战略和建议,整合各方行动者及其贡献的多样性,增加他们的可见度(将准备阶段的研讨会、工作组、圆桌对话也包括进去)。

•通过越洋的多语言联络和视听手段,建立一个共同体的通讯系统,我们可以将之称为“向里约+20峰会进发”(On The Road to Rio+20)。

建议书

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制定的主题框架为起点,优先起草三个主题建议书:

1. 用什么样的“绿色经济”战胜世界上的贫困?——对建立21世纪初的可持续社会的建议。

2. 为了使“绿色经济”成为可能,并对消除贫困,以及在国家与社会之间重建调节方式做出贡献,应当从地方到全球建立什么样的机制和组织构架?——对重新构建世界治理的建议。

3. 为了应对当今世界的危险,并在21世纪初为人类的历险开辟新的前景,我们应当在什么样的价值观和伦理基础上建立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文明?——对起草《人民宪章》的建议。

行动方法

* 支持公民社会运动和网络联合政治人物和联合国下属机构、科学家和企业家在五大洲组织的聚会。

* 于2011年8月在里约召开一次规模大约三十人,包括世界各地区的行动者和研究者,以巴西和中国人为主的国际研讨会,讨论和补充2012年5月在里约+20峰会期间以建议书形式散发的文件。

* 发起建立一个对话平台

•管理至少四种语言的资料库:英、法、西、葡萄牙语。将资料译成其他大语种(汉语、阿拉伯语,等)。

•链接社会网络、资料库、地缘参照系统的管理工具。

•寻找广泛使用下列工具的社团,节约建立资料库的费用:Elgg, Lorea, Jappix, Ming, Sympa, OpenStreetMap (与 Facebook, Twitter链接).

•配备一种具有功效性,能够纳入图案的字体,使用方法力求简单(缩减在线服务的需要)。

•组织建立一个技术能力强,并有创建性的编辑队伍,分管翻译、协调和内容的编排。

* 组织报纸、电视和网络媒体的报道,邀请知名人士参与介绍集体起草的建议书。

日程

•2010年10月—11月:集体起草一份作为基础的纲领性文件。
•2010年底—2011年初:设计和测试对话平台的运作。
•2011年第一季度:启用对话平台。
•2011年第一季度—2012年中:密集使用对话


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过一次地球高峰会,20年后,地球高峰会再次回到里约举行,因此,2012年5月的高峰会被称为里约+20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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